这是一份1936年12月13日的美国《纽约时报》，在报纸的显著位置，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：“蒋介石将军已失去自由，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，全世界闻讯之余，皆为之震惊。”

　　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、杨虎城将军扣留了来西安督促“剿共”的蒋介石，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，并通电全国，提出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。

　　他们为什么发动“兵谏”扣留蒋介石？

　　直到1991年，被蒋介石囚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，在摄像机前说出当年的想法。“我反对内战，不愿意打内战，我一向讲对外的。”

　　1931年9月18日，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，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。张学良和东北军执行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，没有抵抗就退入山海关内。1935年，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“剿共”。

　　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，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的主张，双方结束敌对状态。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红军和东北军、十七路军一起形成“三位一体”的“统一战线”。

　　从1936年10月到12月，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介石，反对继续“进剿”红军，遭到蒋介石拒绝，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辩。12月4日，蒋介石抵达西安，迫令张学良、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“剿共”前线，否则就把东北军、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，由中央军接替“剿共”。连续几天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，容纳抗日主张，均遭蒋介石斥责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决心采取非常手段，实行“兵谏”！用武力扣留蒋介石，逼其抗日。

　　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。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，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；以宋子文、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，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。

　　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。这是事变发生当天，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、周恩来请教“高见”的电报译稿。电报中说：“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，不顾一切……迫其释放爱国分子，改组联合政府。兄等有何高见，速告，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，以便共同行动，以防胡敌北进。”

　　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后统一了意见，决定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抛却一党之利，制定和平解决方针，应张学良邀请，周恩来、博古、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。

　　12月17日至23日，周恩来与张学良、杨虎城共同努力，经过多次谈判，迫使蒋介石作出了“停止剿共，联红抗日”的承诺。

　　12月25日，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，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，一到南京立即被蒋介石扣留。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，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、十七路军的团结，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。

　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，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，从此，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，国内和平初步实现。在抗日的前提下，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。

　　1937年1月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。

　　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协议。8月25日，中革军委发布命令，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。随后，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，相继开赴抗日前线。